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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宾四先生，我的这部《南明史》这本书是在三一年开始编写，四四年秋完成了初稿。”

    钱海岳的回答，让钱穆陷入了沉思，这个时间就决定了这本书的定性和风格，就像当年他编写《国史大纲》时的那种，当年抗战绝望到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。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，人们一度以为是亡国之战，这种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各行各业。身为史学家钱穆出于民族责任感，废寝忘食地完成了一部华夏通史。

    “当年抗战如火如荼、民族危在旦夕。宾四先生曾立誓，“要撰写一部中国通史，讲述华夏文明的沧桑与伟大，让子孙后代不忘先人创业，永著民族精神。”，海岳不才，当年，不敢与先生相比，但心境却与先生相同。”

    其实就是一种可能亡国的心态去书写的史书，只不过钱穆书写《国史大纲》是为了文明的传承，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华夏通史，是为了复国。

    当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，面对节节败退的现实，大家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。当时乐观的人已经在想着再造华夏，在想着亡国之后的复国大计了。

    在即将亡国的危难之际，钱穆先生开始着手编写《国史大纲》。跟古代其他人希望借着修史而青史留名不同，他编写《国史大纲》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青史留名的事情，他想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写下这本国人自己写的最后一本史书。希望能借由《国史大纲》激发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，能够复兴华夏，完成复国大业。

    而钱海岳的《南明史》更多的是一种感伤，面对天下灭亡时伤感与不舍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会掰着手指头给“明朔”按天往后延，就像在那个绝望的时代，每天睁开眼睛，国家仍在抵抗庆幸，国家仍在，但是明天是什么样子？没有人知道。

    其实，他们两个人的心态都是相同的。只有经历过那种绝望的人们才能会和他们产生这样的精神共鸣。

    听着钱海岳的回答，钱穆点头，说道：

    “我明白了，若是有幸，希望能够为你的《南明史》作序。”

    这天，钱海岳和钱穆两个人聊了很长时间，直到中午用餐时，两人仍然在餐厅里，一边用着简单的餐点，一边聊着，聊着历史，聊着国学，当然也聊到了西洋文化与华夏文化的融合。当然，这也是新亚书院的办学目标——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华夏文化，办一所特殊的国学大学；而国学院则要办一个普通的国学大学。

    虽然办学理念不同，但是两所学校仍然有着他们共同点，就是传承，在这片地上传承着华夏文明。

    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，他们来到这里，在这里繁衍生息，他们将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，并且在这里传播着华夏文明。

    文明将会在这里交汇融化合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两人不知道聊了多久，在即将分别时，看着繁华的街道，钱穆感叹道：

    “当年编写《国史大纲》，我以为国要亡了，想的是传承，想的是要把我们的文明传承下去让，让后代知道原来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还有着如此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。后来，我们赢了，国家危亡的局面结束了，虽然……但现在，我们要做的是传播，把华夏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传播下来……”

    传承与传播虽然只是一字之差，但是两者的含意却是截然不同的，尤其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之下。

    “是啊，我们唐人之所以是唐人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！”

    “确实……”

    将视线投向远处的海报，盯着海报看了一会，钱穆说道：

    “无论我们唐人身在何处，无论相隔多远，共同的文化把我们的血脉相连，我想，这也正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。”

    其实，这同样也是的李毅安资助国学院、新亚书院的原因，为了华夏文明的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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